今年3月4日《人民政协报》报道了民进中央在全国政协上提出的《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的提案》，读后感触颇深。
提案指出，如今，包括一些机关名称、活动名称以及新闻报道中普遍存在“汉语”与“中文”、“华文”等表述混淆使用情况，这与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社会实际不一致，既不利于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也不利于民族团结。指出，“汉语”、“汉字”的表述与宪法推广的“普通话和规范字”的法律表述相矛盾，应该将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统一为“普通话和规范字”。
这个提案对于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感，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历史证明，“语言和文字”是国家统一的基础和标志也是国家的软实力。语言文字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交流和书写，还关乎民族认同和国家统一。共同的语言文字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情感等，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而这，正是促进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之一。正如民进中央提案中指出：国家官方语言打上“民族的标签”是危险的，乌克兰官方语言的俄语与乌克兰语之争，导致议会的武斗，也成为乌克兰分裂的原因之一。
这个提案的提出是基于对少数民族文化、汉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关系的深层次思考。笔者认为，民族的也是国家的。民族文化只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与国家文化融合统一，才能有无限的生命力，产生更强大的生产力。为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必须解决几个认识问题：
一是片面曲解民族文化保护与推广普通话规范字的关系。推广普通话规范字是增强各民族国家认同感，减少各民族间交流交往成本，增进国内各民族大融合的必要措施。民族文化当中最具优秀品质的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文化。民族文化保护要建立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借鉴、融通上，而不是固步自封。
以民族教育为例，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为促进少数民族教育，设置了民族院校、民族中学、民族班等，送少数民族孩子到内地大城市上学，原本是促进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促进民族交融的好办法，但到内地依然把这些孩子圈在一起。这个制度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然而时代在进步，长此以往会使得少数民族孩子永远摆脱不了低水准、受照顾状态，难以建立竞争自信。民族教育要把学生放到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去，在祖国的大家庭中迁徙、工作、成长，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生命，这才是对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
二是狭义理解民族文化的消失。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就是不断进化的历史，地球上已经消失的语言文字成千上万种，是一种正常的人类进化现象。人类只有不断融合，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环境，推动社会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了影响我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及以此为主流的儒家文化。秦一统六国，首先就是统一文字、度量衡。汉唐鼎盛时期随着丝绸之路开通，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尤其是两汉时期佛教的传入、盛唐时期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中华文化有了新的内容，并在随后的历史当中本土化民俗化。试想，建国两百多年的美国如果不能够用英语统一国家的语言文字，任由欧亚非移民独自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就不会有今天高度融合与高度国家认同感的美利坚合众国。早年台湾称繁体字为“正体字”，意在表明台湾坚守中国文化正统，如今却刻意在表明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差异，弱化国语教育，而把“客家话”或“闽南话”称为“台语”加以推行，其用意昭然若揭。
不久前，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在四川藏区调研期间，与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当代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对话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阿来认为，民族间差异越被过分强调，国家共识与认同的形成就越发困难。朱维群指出，时时处处强调和提醒人们的民族身份，造成一些地方少数人闹点什么事，很容易就上升为“民族问题”，进而导致法律效能打折扣，解决办法或者偏向于对特定民族的成员采取防范，其后果是易引发少数民族人群不满；或者偏向于妥协迁就，其后果又往往是引发内地人群不满，导致原本很“皮实”的民族关系越来越敏感。
民进中央的全国政协提案提醒全社会从规范“普通话”表述开始，消除思想的混乱与文化的浮躁，增加文化共识，才能增进国家共识。而这种认知与认同，要靠文化教育长期春风化雨般的建立和形成，通过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