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士文先生诞辰95周年之际，艾朝阳、董仁两位老师主编的《修辞学名家吴士文的故事》一书问世，书中由吴先生的家人、亲友、同事、学生讲述先生事迹，虽无华丽辞藻但却生动感人，彰显了先生敬业、创新、奉献、爱国的人生光彩和蜚声海内外的学术成就。作为民进的后来人，当以吴老为师，全身心奉献本职工作，奉献多党合作事业。

吴士文（1926-1996），男，汉族，吉林省双山镇玉尺村人，教授，中国当代著名修辞学家，曾任丹东市政协副主席。194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新民师范学校、锦州教师进修学院、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辽宁函授学院等任教。1977年任丹东市师范学校教师。1978年起历任丹东师专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任民进丹东市委会主委、民进辽宁省委副主委，历任丹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丹东市政协副主席等。兼职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兼顾问、丹东市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1992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载入《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有成就的名人录》《世界名人传记词典》，并被授予“1992-1993年度世界名人”称号及“20世纪成就奖”。主要著作有《修辞讲话》《修辞格论析》《修辞新探》等。

执教敬业，与修辞学结缘

1948年，吴士文先生刚参加工作，在新民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课堂上，一名学生提出想学习修辞，当时的他还不知修辞为何物，但为了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望，他一口答应了下来。要教学首先得有参考书，可吴先生跑遍了县城的书店和图书馆却没找到一本修辞书。后来，他打听到一位老师有本修辞书，他便登门借书，那位老师是爱书之人，不肯出借。后来那位老师了解到吴先生借书是为了给学生上课，很受感动，亲自上门把书借给了吴先生。正是这本书，让吴先生和修辞学结缘，奠定了他未来研究的基础，这本书就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奠基人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为了能完全拥有这件修辞学“珍宝”，为了能更好领会书中的学术思想，为了能给学生系统讲授修辞学知识，吴先生边读边教边抄，以惊人的毅力把20余万字的《修辞学发凡》抄了一遍，书中的重点章节他都能背的滚瓜烂熟。

在执教中，吴先生每堂课必是认真备课讲授，课堂内容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深深吸引和感染着学生们。有的学生回忆，“吴老师课讲得抓人啊，54个学生，没有一个溜号的，静得真是往地下掉根针都能听见”。他患癌症到北京动手术前，也一如既往给学生上完课才上火车，学生们后来才得知此事，无不感动。除在丹东及辽宁省内授课外，吴先生还在国内学术会议、修辞学讲习班上传道授业，教学足迹遍及广州、长沙、庐山、上海等地，每次讲座都是座无虚席，反响热烈。

在研究上，吴先生更是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汽车上、火车上、病床上都是他思考修辞学的地方，他在《我和修辞》一文中就说“我苛刻地利用这些地方和时间”。就连骑自行车时，他也在想修辞问题，有一次碰见了牛群来不及躲闪，把右臂鹰嘴骨摔折了。走路撞到电线杆、坐火车坐过了站、买东西忘了取货，这些都是吴先生因专心研究而闹过的“笑话”。就这样，他几十年如一日，刻苦而执着，为了修辞学研究无怨无悔。

    求实创新，勇攀学术高峰

吴士文先生继承陈望道先生的学术经典，最核心的就是沿袭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修辞学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究并揭示了修辞规律。吴先生不倦求索，守正创新，感悟出“在前人研究的终点起飞，这样，总要比从自己的起点起飞要飞得快，飞得高，飞得远”这样富有哲理的论断。他身体力行这一思想，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拓展修辞学研究的新领域。在继承《修辞学发凡》的“两大分野”理论体系的同时，吴先生又完善了这一体系。他确立“一般性修辞”与“特定性修辞”相对后，概括出“辞规”“辞风”作为“一般性修辞”的下位概念，同“特定性修辞”的下位两个概念辞格和辞趣相对应，使现代修辞学系列均衡、对立统一，把修辞学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还把辞格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综合研究近代以来修辞学家对于“修辞格”的定义，全面科学地揭示“辞格”的概念；同时提出把辞格划分为四大类，创建辞格结构的四种模式，形成了辞格研究的创新成果。吴先生持之以恒，攀上了修辞学研究的高峰，得到学界“八十年代修辞格的研究，吴士文教授是第一人”的高度评价。

多年的研究使吴先生体会到，要使修辞学研究繁荣发展，必须团结汇聚大批修辞学研究者之力，由此，他产生了一个创造性的想法：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建立一个团体、一个组织。为此他给全国修辞学研究者打了无数个电话，写了无数封信。吴先生深知“复旦是修辞学研究的圣地”，为了争取复旦大学胡裕树先生的支持和赞助，他不厌其烦地接连书信三封，终于说动了胡先生。在他的努力和学界同仁的支持下，1980年，终于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修辞学会”。学会成立后，为推进修辞学研究发展，吴先生广交海内外同人朋友，同时主编多个修辞学专栏，倾尽全力，耗费全部心血。

    忘我奉献，倾力提携后辈

吴士文先生一生中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修辞学研究，但他秉持着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念，心系中学语文教学。他与多名中学语文教师保持着密切联系，听取他们教学中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悉心指导、大力支持一线教师，向他们赠送参考书籍、去信答疑解惑；他关注修辞学教学应用，发表《学习语法修辞有助于作文的整体优化》等对教学颇具实际作用的文章。他从修辞学和语法方面对语文教学进行宏观上引领，微观上指导，致力于推进修辞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实际应用。1985年，吴先生开始组织编写《中学语文多角度解析》，这是一套富有创新理念，实用性强，面向初高中语文教师的教学参考书。丛书共有12册，可想而知编纂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相关专家都称这项工作为“全国近300名修辞精英的大会战”。作为主编的吴先生自然是“总指挥”，从分工、组稿到出版、发行，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彼时他已身患癌症，但仍然奋力拼搏在这场“会战”中，自己都说“编《解析》扒了我一层皮”！若无全身心奉献于事业的决心，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完成。

吴先生在学术交往中始终与人为善、礼贤下士，更可贵的是能做到时时奖掖后学。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异地联络还主要靠书信，他为了修辞学研究不辞辛苦，以密集的书信来往和同仁沟通联络，对后辈的请教、投稿也几乎是来信必复。据统计，他与全国各地数百名语言修辞工作者有着通信往来，高峰期一年要写上千封信。为了学术研究的繁荣，吴先生常常想方设法为后辈推荐稿件、撰写序言、发表书评，只为鼓励支持年轻同志，宣传修辞学研究的成果。著有《汉语修辞学新编》等研究专著的张万有对吴先生的帮助记忆犹新：“我在同吴先生17年的学术交往中，他先后给我写的信就有近百封……就我这样一个无名小辈，他都每信必复，而且字里行间总洋溢着铁石般的诚信和烈火般的热情。”

爱国明志，服务丹东建设

吴士文先生曾在自传中写到：“我愿意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社会的主人公，愿意以此作为动力，为党的教育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我的一切。”短短的一句话充分体现出吴先生对祖国深沉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拥护。身为民进丹东市委会的领导、民主人士、党外专家，又先后任职丹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丹东市政协副主席，吴士文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以身作则，教育民进会员：“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做到民进创始人马叙伦所嘱咐的那样，‘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永远在正道上行！’”

从政多年，吴先生同任教时一样履职尽责，始终心系百姓，勇于担当。任民进丹东市委会主委期间，充分发挥民进教育界别优势，传承丹东民进优良传统，办好自学成才促进学院。市委会又于1991年创办了丹东第一家全日制高教自考大专辅导班，帮助有志于学习深造的社会人士解决“学习难”的问题，使他们有机会掌握更多专业知识，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吴先生还多次组织和参与民办教师、中专教育、农科教结合、招生制度改革等调研考察，形成相关报告，促进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为了给凤城蓝旗中学重建校舍，吴先生数次视察，督促实施，亲自找县长，挖资金，要地皮，终于促成新校舍建成，让师生们得以安居。他感慨万千：“我们做教育工作的委员，要为教育事业的振兴奔走呼号。”为了助推丹东“三资”企业发展，他走企业，问生产，查政策，以考察报告的形式提出办好我市“三资”企业的意见和建议。为了防止丹东市结核病发病率上升，他深入调查研究，下乡镇、访专家，写报告，集思广益，几易其稿，形成详实的调研报告，委员们评价他“吴老简直是在写一篇学术论文。”

1996年7月，由于癌症复发，吴士文先生永远离开了未竟的学术事业和热爱的故土亲人。他的一生，正如原丹东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丹东市委会主委王振纲的挽联所写：“作诤友，作公仆，一腔热忱、两肩道义，忠心无贰志；为学长，为人师，四卷专著、千株李桃，才名称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