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7月，两位北京的青年高类思（Louis Kao，1733—1780）和杨德望（Etienne Yang，1734—1787），在来华传教团的资助下，被派往法国留学，进入拉夫雷士（La Fléche）的皇家学院学习。这两位中国青年各自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他们曾在北京教会学校读书，师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1760年，他们赴巴黎，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继续研究神学。1763年5月，他们完成了学业，晋升为司铎，具备了回国传教的资格。1764年1月，他们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丹提出申请，要求准予他们搭乘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回国。

贝尔丹（Henri Bertin,1720-1792）是在路易十五时代法国的“中国热”的推动者之一，他和重农学派学者杜尔阁（A. R. Turgot，1727—1781）、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普瓦尔（Pierre Poivre,1719-1786）,是法国启蒙时代上层关注中国的“三巨头”。贝尔丹认为，发现中国对于法国和整个欧洲都至关重要。希望通过借鉴中国的榜样来治理法国。他曾说：“如果说法国是世界各民族中的少年，那么应该说，中国便是长者，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当路易十五为法国七年战争的失败感到忧心时，贝尔丹建议应该遵行“中国精神”（l′Esprit Chinois）。他认为依循中国精神，就是应该将法国人对于政府的态度变成像中国臣民一样的顺服、忠诚。他极力想效法中国乾隆朝这个辉煌而开明专制的政治气氛，以德行治国。他认为法国波旁王朝只要按照这个目标前进，就可以重建战争失败后的颓势。

此外，贝尔丹已猜测到，透过那个瓷人、古董和风景如画的中国，透过由仰慕其众多人口的耶稣会士们提供的那个伦理的中国，还应通过自发地或应法国学者们要求而研究探讨真正的中国，要系统地涉及到远东的整个科学和技术。但如何实现这样一项计划呢？他清楚地懂得法国早期的中国学家们误解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需要由大量调查来纠正，而这种调查又需要在科学的指导下，不是由欧洲人，而是由中国人自己从事。

所以，当高类思、杨德望向贝尔丹提出回国请求后，贝尔丹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通过这两位中国青年，增进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为此，他向国王作了报告，得到批复后转告高类思和杨德望说：

陛下希望，来自中华帝国的两位臣民在法国逗留期间，能如实了解法国的各种制造工艺，以便回国后与中国的同类工艺进行比较，必要时加以改进；同时又可使法国对中国的同类工艺有所了解，从而使法国工匠得以改进他们的产品……基于上述考虑，……陛下谕令向高、杨而人提供必要的支持，解决他们生活和继续学习所需，直至他们……回国。

二

于是，高类思和杨德望接受了贝尔丹的挽留，推迟了回国日期。1764年6月，他们首先到凡尔赛宫觐见王后，然后依据贝尔丹的安排，学习制图和有关电的知识，并进行一些实验，还跟从几位教授研究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学习西洋绘画与铜版雕刻术。在巴黎参观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工场，然后到里昂参观。在里昂期间，贝尔丹委托启蒙哲学家比埃尔·波维尔接待这两位中国青年，波维尔是杜尔阁的好友，他曾到过中国，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波维尔安排高类思和杨德望参观了纺织厂和染房，送给他们不少工业品的样品，又带他们参观了一所耶稣会学校的图书馆，给他们看了传教士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手稿本。波维尔还给贝尔丹写信，建议给两位中国青年讲授一些有关染色化学的知识。考察结束后，高类思和杨德望按照贝尔丹的要求，撰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法国的纸张粗而厚，质地远逊于中国纸，可能与原料有关；法国丝织品的染色技术也比中国落后。法国运河上的船闸无法和中国大运河上的船闸相比。但法国的兵器远比中国的先进，法国使用铅铜合金铸造活字，印刷质量优于中国的木版。

高类思和杨德望撰写这份报告十分认真，据说直到登船前才最后改定交给贝尔丹。在这段时间里，贝尔丹多次与他们交谈，询问他感兴趣的中国问题。贝尔丹给他们写了一封22页的长信，详述希望他们二人回国后向他提供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他提出要了解的这些信息分为三类：第一类被称为“公法”，实际上是涉及历史、政治和宗教的一些问题；第二类称作“私法”，实际上是询问中国的法律对于个人与社会两者关系的处理原则；第三类是一些有关技术和工艺的处理问题，如服饰、房屋、日用器物等。贝尔丹要求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尽量附寄有关实物，使法国人能够比较确切地把握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在巴黎期间，高、杨二人还参加过重农学派每周一次的聚会，受到魁奈及其朋友们的接待，并常常被各界邀请去进行讲演。在法国人眼里，他们不是正在学习的留学生，而是专家学者。有人就把高类思称为当时法国“科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认为“魁奈一定从那里学得许多具体的东西。”

三

在当时，杜尔阁与这两位中国青年的交往最为瞩目。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国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杜尔阁极力劝说政府借助他们两人的作用，来实现与中国之间互相交换科学和工艺技术资料。杜尔阁以一种更为现实和更为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事实上，杜尔阁在他那个时代，……坚持法国政府应当获得有关那个遥远国度的可靠而真实的资料，因为当时关于这个国家一直流传着如此之多的迷雾般的美妙说法。他起草了《给两位中国人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指示》。指示列出了52个问题的调查提纲，这就是杜尔阁的《中国问题集》，拟让他们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系统而真实地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

《中国问题集》包括4个部分，共52个问题：第一部分是“财富、土地分配与农业”，共30条，主要询问有关中国的“富人”阶层，涉及拥有大量房产者，大工业企业家，大商人，放债收息者及其财产的等级划分；官吏与富人的关系以及高官要职的俸禄标准；土地分配状况与耕作方式；田地的年收入，田地买卖以及田地卖价与其年收入之间的关系；稻米和小麦所占耕地面积情况；贷款利率标准；人均粮食年消费标准；工人的日工资标准及其在北京与外省的差别；土地税制度；两室的自由买卖与北京粮米的年平均价格等等。第二部分是“工艺”，共15条，其中又分为造纸、印刷、纺织三个方面，都是一些十分具体而细致的工艺技术问题。同时表示希望得到这些工艺机械和产品的中国样本和模型。第三部分是“自然史”，共4条，主要了解中国矿产的种类、分布及蕴藏情况，同时就采集和寄送矿产样本的具体事宜，作了十分详尽的指示。第四部分是“几点历史上的问题”，共3条，一是有关在华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使用的圣经；二是有关苗民的语言、体形和肤色及其与周围各省中国人之间之异同；三是习于游牧生活的鞑靼人归化后是否采用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并从事农耕与工艺，尤以康熙和雍正两位已故皇帝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是否比他们的现任更加中国化。

在这个《中国问题集》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部分的30个问题，都是涉及有关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这对于当时的法国思想界，尤其对于重农学派十分重要。

从杜尔阁提出的这些问题来看，他对当时传入欧洲的有关中国的知识相当熟悉，所提的问题都很详细和具有针对性。杜尔阁所提出的问题及作出的分析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是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是受中国的情况的启发而予以发挥，或者是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杜尔阁的这些问题代表了保证得到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详细、准确描述的一次理智尝试，并试图证明中国不只是让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圈子和实务家圈子感到有兴趣而已。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改革的倡导者，他们频繁参考来自中国的信息以支持他们的论据。

为了让高类思和杨德望能够系统地了解重农学派的理论和学说，指导他们全面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杜尔阁还特意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以提纲挈领的方式，系统阐述并发展了重农学派的理论主张。

这部著作在经济学说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其英译本的序言指出，这部著作对重农学派的基本概念作了“最扼要、最明晰的表达”，特别是它使亚当·斯密想到了许多他们本人永不会想到的问题，同时还给他提供了他本人永不会想到的词汇。还有人指出，这部著作不仅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叙述了重农学派的共同理论，而且在人类科学史上向前跨出了一步，因为杜尔阁已将经济学从法学中完全分离出来，是“社会经济学的第一步科学论著”。

有研究者说，杜尔阁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杜尔阁一再强调他的这部著作是为两位中国学生而写的。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已为我向你提过的那两位中国学生拟好了几个问题；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墓地和意义起见，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杜尔阁对中国的兴趣和了解的愿望，竟导致产生了法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名著，亦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而在7年后，亚当·斯密出版了著名的《国富论》，明显受到了杜尔阁这部著作的启发。这就是近代经济学的第一批经典著作。

四

高类思和杨德望于1765年1月离开巴黎，1766年2月回到北京。为了资助他们的调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赠给他们1200里弗尔年金。他们按照贝尔丹和杜尔阁的要求，利用这笔资金，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调查工作，并定期将调查结果寄往法国，他们每年还给贝尔丹寄去大量物品，其中包括阿胶等74种药材，每种物品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杨德望还想贝尔丹介绍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介绍了煤炭在中国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有关中国政府设立义仓赈济灾民的资料。

高杨二人合作撰写了《论古代中国》一书，主要叙述了中国文学和科学的起源与发展，介绍了论语、大学、中庸、易经、诗经、孝经、左传、周礼、礼记等古代经典，介绍了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人的史书，以及中国的起源、尧舜禹时代的地理、政治、习惯、人口、学术、宗教等。高类思与传教士韩国英合作完成了《埃及人与中国人的研究》的论文。这两部论著分别发表在巴黎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他们还协助在华耶稣会士汇编《北京教士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