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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动欧洲的中国青年
时间:2021/12/2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武斌  沈… 阅读:3021

 

17世纪的时候,中西初通,交通不便,人员往来还很少。跟着东印度公司大帆船来到中国的,多数是商人和海员,其他就是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他们都克服重重艰险,历经波折。到欧洲去的中国人,则是几乎没有。如有一个中国人这时候来到了欧洲,就会引起极大的轰动。

但确实有一位中国青年去了欧洲,他叫沈福宗。

这时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已经有几十年了,虽然发展教徒不多,但也有一些中国人信教,成为天主教徒。沈福宗是南京人,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徒,他本人也曾跟随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学习拉丁文。所以,沈福宗对西方文化和洋人并不陌生。

当时,教会内部因为“礼仪问题”发生争论。所谓“礼仪问题”,就是是否允许中国教徒供奉祖宗和尊孔的问题。利玛窦主张传教要适应中国文化,应该允许中国教徒按照中国传统礼俗行事。另有一些人反对这么做。两派争吵的很厉害。1681年(康熙二十年),柏应理受耶稣会派遣,前往罗马向教廷陈述“礼仪问题”,就是到教皇那里去打官司。25岁的沈福宗被邀请与之同行。

柏应理和沈福宗于1681125日自澳门启航,途径南洋各国,横渡印度洋,再绕到非洲南端,于1682年在葡萄牙靠岸。沈福宗在柏应理的安排下进入培养初级修士的神学学校里斯本初修院(Novitiatus)。根据这种情况,可以认为沈福宗已经入教了,并且加入了耶稣会。而后沈福宗的老师为其取葡萄牙名Michel Alfonso。在此期间,柏应理先行至罗马述职。罗马教皇在得知有中国人在欧洲后,表示想与之会见的意愿。看来教皇对中国人也很好奇。于是沈福宗从里斯本起身前往罗马,拜见教皇,并与柏应理一道将一批中国文献赠予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

1684年,沈福宗和柏应理应邀访问法国。915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会见了他们。沈福宗也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版赠给了路易十四,并请求在法国出版。926日,路易十四设晚宴招待柏应理和沈福宗,请沈福宗用汉语诵读祷告词,请他表演用筷子进餐。这些都引起了路易十四的极大兴趣,在饭后请他们一起观赏了喷泉表演。他们一行还参观了圣路易王宫(Maison royale de Saint-Louis),并在那展出了中国丝画艺术。

当时,欧洲流行“中国热”,与中国有关的事物,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有中国人来到巴黎的消息受到朝野普遍关注。在柏应理和沈福宗下榻的耶稣会馆,来访者络绎不绝。沈福宗向客人们展示了多幅画在绸子上的孔子、老子、康熙、徐光启、释迦牟尼等人的画像,展示了中国的文房四宝,介绍了毛笔的使用方法。他跟他们谈到中国的语言文字,他说中文大约有8千多个字,需要多年才能学会并记牢这些字。汉字的书写习惯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汉语的同一个音有不同声调,所以抑扬顿挫,听起来非常悦耳。他以“bo”为例说,这个音至少有11个不同意义,诸如:玻、波、伯、博、薄等。

在沈福宗访法期间,巴黎学者作出文字报道,绘制了沈福宗的肖像画。此画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版画部,画像作家应是926日宴会上的法国宫廷画家。

1685年,沈福宗和柏应理到了英国,在伦敦与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会面。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中国人来到英国。詹姆斯二世年轻时就对中国历史文物感兴趣,还是当王储时就观看过中国戏剧、阅读过中国书籍。在与沈福宗会面之后,詹姆斯二世邀请他出席宫廷宴会,并让英国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为沈画像,并将画挂于其国王卧室附近,有文章评论说:“这幅画展现了沈福宗儒雅逼真的形象。”

在英国,17世纪有名的中国学家是牛津大学教授海德(Thomas Hyde)。海德是波德利安(Bodleian)图书馆馆长、著名的东方学者。海德编写过一本《中国杂录》, 被认为是英国汉学的先驱者。1687年,沈福宗在英国期间,与海德多次会面晤谈。海德询问了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从他那里获得了研究资料和种种有关中国的知识。后来海德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他们来往的书信和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海德问及汉语和汉字,表达了创建一种全欧洲均可使用的汉语注音体系的愿望,沈福宗向他介绍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汇》。海德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于1688年编著了《中国度量衡考》,1694年出版了《东方游艺》,书中对中国象棋作了介绍,不仅绘有棋盘,用中文标出所有棋子,而且对下法和规则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书中还介绍了围棋和樽棋,以及另外两种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杨六四捍”。海德这些知识显然得益于与沈福宗的交往。从博德利安图书馆所藏的大量中国医书(约在1600年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购得)来看,中国医学也很可能是沈福宗和海德交谈的主要话题之一。

他们的见面虽只有数星期,但合作得非常愉快,沈福宗称海德为“德老爷”,海德则呼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沈福宗与海德之间来往书信和谈话记录现今保存于大英图书馆。海德在一份文献中描述沈福宗说:

中国南京人沈福宗使我懂得很多中国知识。他由柏应理神父从中国带来,而近年来与耶稣会士在欧洲停留,并编辑巴黎版的中国哲学著作。这个青年人现年30岁,性情善良,学习极其勤奋,为人礼貌、热情,有中国文学和哲学方面良好教养,读过用汉文写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而他在中国时就是早已懂得一些拉丁文的少数人之一。

应海德的邀请,沈福宗到博德利安图书馆帮助整理该图书馆所藏的中文藏书目录。该馆建于1602年,文艺复兴之后英国特别注意收藏他国图书,馆中所藏的中文书籍多半是儒家典籍、还有一些中国医书,多为万历年间南京“金陵书林”和福建“建阳书林”所刻,可能是东印度公司在江苏、福建这两个沿海省份购得。还有一本1596年在南京刊刻1607年购得的中文古书,无人能认读。据我国学者杨国祯研究,“早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安图书馆便开始收藏中国书籍。1635年(崇祯八年)、1636年(崇祯九年)、1639年(崇祯十二年)、1640年(崇祯十三年),当时的坎特伯里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兰德(William Land)前后4次向该馆捐赠中文抄本,共计1151册。”有的学者认为,博德利安图书馆是西方汉学史上的第一家汉学图书馆。沈福宗对该图书馆的中国书籍一一分类,编写了书目,同时描述它们的内容,还向图书馆人员展示了如何翻阅中文书籍。

在沈福宗离开牛津几周后,詹姆士国王在牛津大学参观时碰到了海德博士,并且问他:“海德博士,那个中国人来过这儿吗?”海德回答说:“是的,但愿您能喜欢这件事情,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国王又说:“他有点blinking,对吗?”海德说“是的”,并且补充说,所有的中国鞑靼,以及世界的东方都有些眼界窄。国王说:“我已经将他的全身画像挂在了我卧室旁边的房间里。”然后国王告诉海德有一本耶稣会士翻译自中文的关于孔子的书(一共4本,《中国哲学家孔子》),他问图书馆是否有这本书,海德说图书馆是有这本书。

沈福宗在英国还与著名科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见过面。波义耳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对中国的事物很感兴趣。早在17世纪60年代,他就阅读了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后来又接触了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法国皇家图书馆馆员特维诺的《航海志》和法国耶稣会士Ade Rhodes的著作。波义耳认为中国是最为繁荣富庶的文明古国,他从一位到过中国并用意大利文写过中国史的旅行家以及其他提到中国的作者那里得知,中国人口众多,富有创造性,长期处于高度繁荣状态,比其他民族更重视和奖励知识分子,但他认为中国人对修辞学重视不够,他对中国的看法大多停留于对耶稣会士观点的转述,而没有过多的评论,他所说的“奖励知识分子”,应该是指科举制。波义耳对中国医学也很感兴趣,觉得尽管欧洲医生比中国医生有学问,而中国作为文明大国,一定有大量自己的医书,当时耶稣会士还没有把西方的医术带到中国,因此他希望能得到中医著作,为欧洲医学提供借鉴。他对中国的脉诊、气象和温度测量也颇感兴趣。中国人对上天的敬畏。星占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在宫廷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令他很有兴趣。

早年波义耳曾在东印度公司的任职,1671年他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一本南明时的《大明中兴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1672年把它送给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这本带有波义耳签名的历书,现在仍保存在那里。1687726日,海德在牛津给波义耳的信中向他推荐了沈福宗,并谈到沈福宗帮助中文书籍的编目工作,其中有些书是关于孔子的书,但大多数是医书。波义耳通过海德的介绍,见到了当时在英国沈福宗。关于他们谈话的内容,可惜没有留下记录。

沈福宗在英国居住了两年多,后回到法国与柏应理会合,然后又一起在比利时居住了一段时间,最后从比利时前往荷兰,等待商船返回中国。美国学者孟德卫说:他的“旅程在提升欧洲人对华兴趣和支持耶稣会在华宣教活动方面成绩斐然。”

1692年,他们二人搭载荷兰商船启程返华,沿大西洋南下至非洲西海岸时,沈福宗突然染病,在非洲东南葡属东非附近去世,年仅36岁。虽然沈福宗在欧洲的游历时间并不长,但却是第一位觐见英法两国国王和教皇的第一位中国人,并且在宣传介绍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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