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三十那天国人如常进入春节,假期因突发新冠肺炎疫情随即接入居家隔离、弹性办公，历时两个月有余，在全体国民付出巨大努力，也包括承受病毒带给人们创伤及逝去生命的代价后，迎来了复工复产、恢复社会生活秩序的局面。

当人们重新投入生计、工作忙碌之始、事业拼搏之时，笔者却感觉什么事情变化了？细思之下发现是自己四十年早起习惯在改变，“自然醒”的时间拖后近两个小时，是不是身体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内心虽然淡然处置，但还是平添些惶恐。“一日之计在于晨”是从小被深深植根于头脑意识中的观念，打四十年前迎接高考那个半年冲刺开始，开启冬五夏四的起床模式，这个习惯不经意下就保持了四十年，随着年龄增长，更趋向冬四夏三就早起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笔者抗大、小学、中学时期，反正没费什么劲,成绩一直领先，参加“文革”后首次以区为单位的中考竟排前名。八十年代，是笔者入高校求学、教书的时段，带着压力早起备考，入大学留下宿舍里第一个起床、在校园晨读锻炼的身影，具备早起而不影响宿舍其他同学晨睡的“基本功”后来竟演化为考量自己利益必须以尊重他人、不损他人利益为前提的社会交往模式；教书时面对不同年段课程和助课任务，更是需要清晨一次必要的梳理和预演。九十年代,进入政府主要从事政策研究、综合工作，早起动笔材料是常态，那时孩子小送托入学也是一个因素。近二十年，因早起几乎包揽了进入单位办公楼的“头名”，利用清晨时段完成未竟文案、安排一天工作。四十年的早起对自己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活习惯，更像是一种自我力量的体现、一种做事原则的遵守，它既深潜于心灵深处，也呈现出淡若清风身形。

早起是一种生活态度，早起让自己抛弃前一天的烦乱、焦急，以饱满精神、愉悦身心投入新一天生活、工作。孙思邈提出“晏卧而早起”，一项关于习惯早起的人能在一天中表现更好的状态、更容易感到幸福的研究，让笔者是深信不疑。

早起是实现自己去惰治庸的一种实现路径，早起能带来起跑优势，是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状态。人的天性禀赋各异、出身能力不同，决定着生活道路、工作职场上各具角色和各领风骚，若要助益增进，早起是能够勤能增进，使料定更加从容，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吗！

早起是善始，生活的逻辑表明良好开局是人们做事追求的一种联想状态。有了早起，就能够每天伴黎明、沐晨曦、看日出、赏四季，学习工作效率因精神振作而提高，生活目标因积极行动而聚焦，因为有了善始，往往会得到善终。

四十年与一生相比不算长，但是，从个体发展、社会历程来看已不短了。其实，几十年早起也是会令自己失去些东西。早起是以早睡为前提的，早睡就不得不放弃很多的社会交往，与流行的夜生活不恰融，甚至不能以熬夜来表明工作的“努力程度”等。其实，早起与熬夜、安逸等对个体来说都是一种生活状态，只是在某种语境下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和人生体验。正因如此，自己在“自然醒”拖后时出现了不安的心理，尤其是担心四十年早起习惯被改变后的不适。思来想去，还是物来顺应、积极面对生活习惯变化吧，也许真的改变后，会在新的生活节奏下面迎来另一番人生体验和有趣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