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沈阳

武斌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革和极富有戏剧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起义军李自成的队伍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大明王朝的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以身殉国；而李自成又很快地被多尔衮的队伍打出北京，大清王朝成为北京皇宫的新主人。因此之时，原来住在盛京（沈阳）皇宫的顺治皇帝和清朝廷全部迁到北京。盛京成为大清王朝的陪都，原来的皇宫则成为陪都宫殿和皇帝东巡的行宫。

    盛京皇宫并没有因为主人们迁到了北京而被废弃。作为清朝的“开国圣迹”，盛京皇宫受到特殊的重视和保护。自康熙十年至道光九年（1671─1829年）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代皇帝先后共十次东巡，祭奠位于辽宁新宾的永陵和沈阳的福陵、昭陵，其间都曾入盛京故宫驻跸并举行相关典礼。这座宫殿重新具备了供皇帝使用的价值，促进了盛京皇宫的保护和修缮。特别是在乾隆年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修和增建，增建了分别用作皇帝和皇太后行宫的东、西所，以及飞龙、翔凤、敬典、崇谟等收藏宫内物品的楼阁，增建了盛京太庙、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溯阁、戏台等建筑。现在我们看到的沈阳故宫面貌，正是在乾隆时期完善的。也正因为如此，沈阳故宫才更显得富丽堂皇，威严大气，巍峨壮观，气宇轩昂。

    沈阳故宫不仅是著名的古代皇家建筑群，也是一座有着丰富藏品的宫廷艺术品博物馆。在大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中国古代各类艺术都呈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清朝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等，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对发展艺术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这个时代的宫廷艺术也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清朝宫廷艺术品的收藏量极大，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等处。沈阳故宫因此号称是清宫艺术品的“第三大宝库”。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清帝东巡盛京期间，京师内务府为保证帝后在盛京举行各项礼仪及日常膳食、起居等生活需要，曾奉旨向盛京宫内输运了大批帝后御用器物，充实和丰富了盛京皇宫各个宫殿的陈设与御用物品。依据现有的清朝档案材料及存世实物看，清帝东巡为盛京皇宫带来的帝后御用物品主要有：皇帝、后妃御用卤簿仪仗、宫廷乐器、宫中祭祀用具、宫内陈设、家具、餐具、文房用品和帝后、妃嫔等人的服饰、佩饰等等。据档案记载，康熙时期已将东七间楼作为专门存贮盛京典礼所用銮驾卤簿的库房，称之为“銮驾音乐楼”。沈阳故宫博物院现藏文物中，至今尚有原藏于此的康熙时期杖鼓、编钟等类宫廷乐器。

    康熙朝时，曾数次向盛京皇宫送贮前朝及当朝皇帝御用弓矢、甲胄、鞍辔、刀枪等物。康熙帝初次至盛京谒陵期间，将原存北京的其父顺治皇帝生前所用部分武备如兵器、鞍具等移至盛京，于旧宫内“供奉”。按现存清代道光、光绪朝《飞龙阁恭贮各项器物清册》记载，康熙十年，有“世祖章皇帝御用嵌松石珊瑚丝线鞦辔绣龙革占镀金龙头铁镫鞍”等顺治帝御用马鞍18副、“世祖章皇帝御用黑面桦皮弓”等弓4张及御用箭176枝，“恭贮”于盛京皇宫。此后康熙二十一年、三十七年仍有增加，乾隆、嘉庆、道光历次皇帝东巡谒陵时相沿成制，也都由北京运送前代皇帝所用武备至开国宫殿收藏。咸丰以后即使皇帝未再出关谒陵，但直到清末仍按制而行。档册记载，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恭贮”光绪皇帝御用金桃皮弓一张、花皮弓一张、及花箭等共十枝，入藏盛京皇宫飞龙阁。因此，沈阳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帝御用武备形成从太宗朝至德宗朝比较完备的系列，成为渊源最久的一项特殊藏品。

到乾隆朝，由于清帝国历经一百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宫廷中汇聚了普天之下众多奇珍异宝，这其中既有历朝制作和流传的精美书画、瓷器、雕刻品等艺术品，同时也有康、雍、乾“三朝盛世”期间制造生产的瓷器、玉器、珐琅器、织绣品、雕刻品和书画艺术品等宫廷宝物。这些不可胜数的宫中珍宝除少量实用外，绝大多数是为了宫中陈设及为收藏所造。乾隆皇帝出于对祖先宫殿的敬重，特谕在盛京皇宫收藏、供奉多项宫廷文物。一些新增建筑如文溯阁、敬典阁、崇谟阁等，兴建时即为供储物之用。以后的嘉、道时期，这种调运宝物之举一直延续下来。清朝各代向盛京皇宫输送的奇珍异宝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如仅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一次就向盛京宫内拨运康熙、雍正、乾隆年款各色瓷器十万件。清宫所藏为历代之菁华，直至今日所见，就其质地、工艺、题材均属上乘。这些珍贵文物瑰宝琳琅，华光焕彩，显现着皇权至上和皇家豪富，是有清一代富足的历史物证。乾隆时期还开始移送的一些专项藏品，如清列帝《实录》、《圣训》、《玉牒》、谥宝谥册、殿版书籍等，属于历朝按制递修、具有延续性的国史秘档或典制文物。乾隆皇帝在确定其于盛京尊藏一份的同时，即传旨修改了原有的相关收藏供奉制度，不仅将已经修成者送贮，而且此后每次续修新制，都要依例续送一份至盛京皇宫，以保持其延续性和完整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朝时，举全国之力，编撰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四库全书》。当时,《四库全书》共抄写七套，其中有一套就藏在盛京皇宫。这是目前所存《四库全书》三套半中完整的一套。当时，清朝政府从内库拨银七万两，在沈阳故宫西侧仿宁波天一阁设计营造了举世闻名的皇家图书馆“文溯阁”，贮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还有《四库全书》的总目、考证、简明目录、分架图等辅助类书籍。其中《四库全书》计六千一百四十四函，三万六千多册，《古今图书集成》计一万卷五百七十六函、五千余册。

据沈阳故宫博物院学者佟悦先生研究统计，至清朝末年，盛京宫殿内陈设和收贮的宫廷文物、图书、档案等共20余万件册之多。其中既包括供各宫殿陈设和供皇帝后妃驻跸使用和赏赐的物品，也有作为国史旧籍、先帝遗物、御赏古董、内府珍籍等收储的宫廷秘藏。除清帝每年常住的北京宫殿、京西御园、避暑山庄外，其他地方所藏清宫文物无论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无法与之相比。

从沈阳到北京

清末，国运衰微，盛京皇宫所藏珍宝多有散佚。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盛京皇宫驻扎，盗走许多珍贵文物。俄军撤出盛京皇宫后，盛京将军增祺等人对宫内藏品进行察验，有万余件藏品被盗丢失，大部分为金锭、金条、瓷器、书籍、墨刻等。此外，还有一些珍宝以赠送的名义外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唐绍仪以专使身份出访美国，行前至盛京，奉慈禧太后旨意，取走奉天皇宫数件瓷器作为赠品。宣统元年(1909年)，曾任驻埃及将军的英国人希吉纳来北京访问，向监国摄政王载沣提出到盛京皇宫游览并索要藏瓷，竟适其贪欲，可自选两件，为朝廷赠送给他的礼物。时任奉天旗务总办、兼管盛京内务府事务金梁慨叹说：“盛京皇宫藏珍虽富，又能禁几人予取予携耶?”

清民易代后，按照优待条例，盛京皇宫及其原藏文物仍属逊帝小朝廷所有。民国元年（10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议于北京设立历史博物馆，并成立筹备处，欲以盛京皇宫文物运京供其收藏及展览之用，并派戴克让、许丹、齐宗颐三人至沈阳“调查”，历时一个月，将盛京故宫所藏书画、瓷器及其他清宫器物全部验看一过，并抄录文物清册20本带回北京。但因“当时国是甫定，部务繁多，重以兹事体大迁延不决”，以致此事半途而废。1912年10月1日，《内务部为筹设古物保存所致大总统呈》又提出：“查古物应归博物馆保存，以符名实。但博物馆尚未成立以先，所有古物，任其堆置，不免有散失之虞。拟请照司所拟，于京师设立古物保存所一处，另拟详章，派员经理。至各省设立分所之处，应从缓议。”

1913年（民国二年）9月，民国政府内务部佥事、著名画家金城建议：“仿效法国罗浮宫的先例，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遗留文物运到内务部管理的紫禁城前朝，建立收藏、展示皇家艺术品的古物陈列所。”据此，内务部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决定于北京故宫“外朝”（乾清门以南，以三大殿为主）建立“内务部古物陈列所”。1913年12月24日制定的《古物陈列所章程十七条》申明：“本部有鉴于兹，默察国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尊秘之宝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综我国之古物与出品二者而次第集之，用备观览，或亦网罗散失参稽物类之旨所不废欤。”1913年12月30日，古物陈列所筹备处正式迁入武英殿西配殿北二间办公，1914年2月4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建立。

因当时故宫内廷建筑群及文物尚归逊清皇室管理，因此内务部决定从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调运文物以供收藏展览之用。1914年1月，内务部派治格（原镶红旗蒙古都统兼清宫护卫军都护史）和沈国钧赴沈阳，办理盛京皇宫陈设物品起运事宜。通行者包括随员十余位和清室内务府福子昆等。此外，还带了北京奇宝斋古玩铺十余名工人前往，负责包装古物。他们在奉天都督张锡銮的协助下，从1月13日至3月24日，分六次l201箱、114600余件册铜器、瓷器、书画、书籍、珠宝、文房用品等，运到北京。所运文物，主要是原藏于飞龙阁的御用武备和古代铜器、翔凤阁内的各宫殿陈设物品、东七间楼明清陶瓷，以及行宫宫殿内的家具陈设等项物品，均属盛京皇宫所藏文物的精品。次年，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全部运京，陈放于保和殿，归属古物陈列所。运到北京的热河行宫的文物计1949箱、117700件，同样数量巨大。不过，当时就有人认为，热河行宫藏品“不能如沈阳行宫之富丽与精美”。运到北京的盛京皇宫和热河行宫的这些文物“均经分别品类，登记册簿”。然如此数量巨大，“仅编总册，未能精详”。直到1925年，方制作完成《古物汇总目录》。

带有花絮性质的是，从承德和沈阳运到北京的文物数量巨大，工程浩大，但是，由于“优待条例”的原因，民国政府当时认为“清室宝物仍归小朝廷所有”，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就当作由清室借给民国政府陈列，到民国政府财政好转时，才支付全部价钱”。经民国政府与逊清皇室双方“约同古玩商家逐件审定，折中估价”，两地运京文物共值3511476元，“当未付价之前，这些古物暂作皇室出借民国之用”。末代皇帝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在其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中，也提到古物陈列所展览的文物“借用”的性质。

沈阳和承德的文物相续运达北京后，“分置太和、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各殿”。后又将昭德门与体仁阁及左右配房，以及太和殿两掖间，一并改为盛京文物库房。1914年6月，用美国退还庚款20万元在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旧基，建筑宝蕴楼库房，用来保存文物。宝蕴楼被称为“中国近代博物馆史上第一座专门用于保存藏品的大型现代文物库房”。

1914年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在武英殿正式开幕，并自次日起售票，供各界人士参观。到月底的20天内，参观人数达到11000余人次，鲁迅、 顾颉刚等知名人士都曾前去参观。另据统计，从1928年7月中旬到1934年，六年间共接待观众422000人次。在中国的博物馆历史上，古物陈列所的创立意义重大。故宫老院长马衡先生说，古物陈列所“始具博物馆之雏形”，开创了国立博物馆之先河。

然对于沈阳故宫来说，在其所藏文物迁运北京、入藏古物陈列所之后，基本上是物去楼空，原藏文物所剩无几，使这座古老宫殿的光辉黯然失色。这些迁入古物陈列所的文物一去不复回，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沈阳故宫了。1930年10月，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并经行政院通过。其中提出：古物陈列所“即由内务部、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分院会同派人接收，组织点验会”，嗣“将沈阳移来之一部分仍移归沈阳故宫博物分院，以完沈阳历史上之古迹。”然而，由于时局动荡，这个计划终没有实现。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1925年《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复回盛京。当时，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等人赴北平参加“清室善后会议”。他们在参观古物陈列所时，见到部分陈列于保和殿的文溯阁《四库全书》。冯广民等人先赴天津求助于张学良、杨宇霆，又回北平求得支持。1925年7月，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会议议决，令古物陈列所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沈阳，贮置于原阁。是年8月，冯广民等邀集旅京的奉天省人士30余人，用8天时间将全书检收包装，于8月7日将三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和五千余册《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运回沈阳，暂存于省教育会所属文庙内。翌年省政府拨款对文溯阁加以整修。1927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得以“书阁合一”1931年6月，镌刻《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砖碑于文溯阁外东壁，以志其事。不过，现在这套《四库全书》并没有贮藏在沈阳故宫。1966年，出于备战的考虑，这套完整的《四库全书》被移送到甘肃省图书馆保存，也是一去不复返。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文溯阁依然屹立，而文溯阁里面只有空空如也的藏书架了。这是沈阳故宫的一大遗憾。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