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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伟人的世纪联手
时间:2018/2/27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李长青 阅读:899

 

两位伟人的世纪联手

李长青

抗战胜利对全体国人来说是件欢天喜地的大好事,也同样令王绍鏊欢欣鼓舞。他向张执一汇报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加紧展开民主运动,促进民主国家的早日建立,他的建议得到了张执一的充分肯定。

实际上,就在“星二聚餐会”每周举办的同时,王绍鏊也召集着各种聚会,商谈救国之道。

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就开始与三部分人士加强了联系:一是自己的邻居,住合群坊19号的张纪元以及附近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人。他们意气相投,经常聚谈到深夜。第二类是曹鸿翥、冯少山、谢仁冰等。他们的社会背景不同,有工商界人士,有文教界学者,有的还和帮会人员有交往,但都正直爱国,反对蒋介石和流氓恶势力。第三类是朱绍文等沪上名医。

王绍鏊在这三个圈子里走动,当时聚谈的中心话题是胜利后先“民主”还是先“统一”。所谓先民主,就是各党各派共商国是;所谓先“统一”,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王绍鏊主张,没有民主的“统一”只能是蒋家独裁,他的意见得到了朋友们的赞同。于是,他被推举起草一份关于国家前途的《意见书》,准备征求意见后递往国民政府。

这时,历史出现了机缘巧合,这份意见书成了王绍鏊和马叙伦见面的关键引线。

由于谢仁冰与马叙伦关系笃厚,他把这份《意见书》也拿给马叙伦签名。马叙伦当时也有一份诤言要上书蒋介石,他提出五个纲领的第一条便是统一军政,正好与王绍鏊的“先民主后统一”的思想相左。马叙伦读罢连声问这《意见书》是谁写的,谢仁冰说是王绍鏊。结果,这份《意见书》马叙伦没有签名,而马叙伦给蒋介石的上书,王绍鏊也没签名。

虽然签名的事情有些不愉快,但王绍鏊对时局的观点给了马叙伦极其深刻的印象,马叙伦是个敢于直面不同意见的民主斗士,这么多年的抗争使他早已将自己的身份面子置之度外,唯有国家的前途才是自己人生的至高追求,他渴望为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样的心情急切而炽烈,使这位当时在上海文化界很有影响力的学者放下身价,主动请谢仁冰邀约王绍鏊聚谈。

遗憾的是,没有人记载马叙伦和王绍鏊“第一次握手”的具体时间,但基本可以判断是在194512月马歇尔作为特使来中国的前夕。马叙伦与王绍鏊见面后,经过两人敞开心扉的交谈,马叙伦撤回了自己的主张,赞同王绍鏊的观点,他还欣然在王绍鏊的《意见书》上签字,从此两人成为了亲密的战友。

因马叙伦和王绍鏊周围都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马叙伦还提议双方朋友一起开个座谈会共论时事。如果说,马叙伦和王绍鏊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与民进组织的诞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那么马叙伦的这次倾情邀约和主动提出召开双方座谈会的建议,更代表着这群民主爱国人士为寻找国家光明前途所主动迈出的关键一步。

时局的变化一日紧似一日,时间就像刽子手,杀掉了太多珍贵的东西,民主的渴望被摧残之后几乎变成死灰般的渣滓。但希望总是有的,两位伟人的世纪联手令深厚的革命友谊转化为另一个生生不息的灵魂。

双方第一次座谈会是在广和居召开的,参加人数不算多,好似只是双方朋友的代表。大家经过讨论后,觉得应该扩大座谈会范围,邀请更多的朋友参加。之后的座谈会规模扩大很多,地点也换成了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

历史已经走到这一刻,历史人物们悉数登场。马叙伦这边多数是教育界、出版界和文化界的朋友,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唐弢、徐伯昕、李平心、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傅雷、蒋天佐、董秋斯等。王绍鏊那边的朋友主要是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的朋友,谢仁冰、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陈巳生、张纪元、曹鸿翥、冯少山、朱绍文等,他们终于聚会在这样一个新的大家庭里,相信他们的心情也和当初邂逅马叙伦的傅雷一样,在寒冷的冬夜找到一处可以围坐取暖的火堆。

也就在这期间,傅雷提出了创建一个社会团体以扩大政治影响的动议,并建议这一组织名叫“民主促进会”,当马叙伦还在思考这一组织创建的必要性和傅雷起草成立宣言的时候,王绍鏊将这一情况向中共地下党上级组织做了汇报,张执一指示王绍鏊要协助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将这个组织建立起来。

194512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在王绍鏊的“意见书”的基础上,经理事会深入讨论修改后完成的。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l946l2, 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马叙伦、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周建人、柯灵等11人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14日的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叙伦、陈巳生、王绍鏊当选为常务理事。317日,又增选傅雷、许广平、雷洁琼等位候补理事。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在一群民主进步人士对国家前途的不断探索下,在中共地下党大量的联络与帮助下应运而生的。

马叙伦迈出的关键一步和傅雷提出成立“民主促进会”的动议充分说明,以马叙伦和傅雷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他们在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形势的逼迫下,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和引导下,从爱国主义出发,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形成对民主道路的认同,并将这种立场进一步升华为一种行动上的自觉。

其实对于马叙伦来说,当时他对于组建一个社会团体的提议还持保留态度,他曾顾虑这个组织成立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令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经过审慎地思考,确认了成立这一组织的动议。

民进组织的创建是“民进人”自己的选择,是中国一大批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基于爱国主义情怀,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道路认同,在思想上逐渐升华为行动自觉的结果。他们就像阴冷暗夜里闪烁的点点星斗,为中国百姓在漫漫长路上的艰难行走贡献着自己微弱而不灭的辉光。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灿烂,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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